白俄核災背後的手：冷戰體制，與恐懼的政治

對於車諾比核災，人們聯想到的總是對「輻射恐懼」的無盡爭論。這些討論對白俄羅斯而言，顯得特別真實、荒謬、卻又無限悲哀——畢竟不曾擁有過核電廠的白俄羅斯，卻是人類史上最大核能災變中，受創最痛的受害者。

串起這齣災難劇場，白俄羅斯屢屢處在任人宰割的被動位置。冷戰期間作為蘇聯加盟國之一的白俄羅斯，無法忤逆來自莫斯科的意志。國際現實也不容許這個政府，在危機時刻做出積極應變的選擇。甚至是擁核、廢核這種最基本的爭辯，也從來不是白俄羅斯在1986年前，所能爭取的選項。

他們或許沒有選擇？那我們有嗎？

誰選擇了核能？

冷戰時期，白俄羅斯就被各種「核能設備」重重包圍。

在西方，立陶宛的伊格納利納（Ignalina）核電廠，距離白俄邊境僅有五公里；東方，俄羅斯的斯摩棱斯克（Smolensk），也只有八十公里；南方，六十公里以外，座落著是烏克蘭的羅夫諾（ Rivne）核電廠，離邊境僅有七公里的，也還有日後成為核災代名詞——並影響白俄整個世代的——車諾比核電廠。

被這四座核電廠（一共十四顆反應爐）包圍的白俄羅斯，自始至終，卻不曾在國內發展過核能。確實，白俄羅斯「享受」了鐵幕鄰國所提供的電力，但對這些核子設備的建設、運轉、維護、安檢等，卻絲毫不曾有過置喙空間。

核電廠畢竟是為民所用，在「一般情形」下、「車諾比」之前，論誰也沒想過白俄會替鄰國的「人為錯誤」，付出如此沈重的代價。不過這還不是最糟的。29年前，白俄人還有另一種更恐怖的「核子恐懼」需要緊張。

在東西對抗的冷戰背景下，核戰陰影無時無刻籠罩著白俄羅斯。作為紅軍的西線屏障，蘇聯不僅在白俄境內部署核子武器，南境的烏克蘭也曾配有超過五千枚核彈頭。這些核彈頭，代表著美蘇兩大陣營，在冷戰時期彼此「相互保證毀滅」的恐怖承諾。其更讓白俄全境成為西方世界「首波的打擊目標」；一旦戰爭爆發，來自西方的核彈轟炸，也將在傾刻之間，讓白俄羅斯「從地表消失」。

同樣地，冷戰時期的大國博弈，亦不曾是白俄羅斯這種小國賭得起的棋局。觸發末日的核子飛彈發射按鈕，從來也是在莫斯科、華盛頓。明斯克政府和他轄下九百萬人，甚至不曾見過那組「末日手提箱」。當然，其對世界的和平、乃至於自己的生死，也不曾有過選擇餘地。

誰選擇了輻射黑雨？

「如果不是那場為期兩個星期的雨，（車諾比）核災的輻射也不會對白俄羅斯有那麼大的影響。」作為第一波深入車諾比災區的國際專家，英國籍的佛羅爾斯（Alan Flowers）對BBC的紀錄片記者如此感慨。

1986年4月26日凌晨，車諾比災變發生。核災散發出的輻射物質伴著春季水氣，迅速地凝結成輻射雲，隨季節風從烏克蘭吹向北方，往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的方向。

災後救難反應遲鈍的蘇聯高層，在意識到輻射雲對俄羅斯「本土」的威脅後，48小時內莫斯科領導層即「果斷地」派遣空軍，緊急飛往車諾比上空製造人工雨，以避免當時高濃度的輻射雲，進一步往東北擴散。

「假若輻射雨落在北方大城裡，後果將影響千萬人而不堪設想。」負責這機密任務的飛官古爾辛（Alexei Grushin）少校，在車諾比二十週年時受訪揭秘。當時人造雨的施放範圍達到了半徑一百公里以上；為期月餘的任務，也「順利地」讓輻射雨落在烏克蘭與莫斯科之間，白俄羅斯境內。

「我與我的組員，以及指揮官們都為這次的行動感到驕傲。」古爾辛少校為這項任務得到蘇聯授勳。當時冒著放射污染危險，深入輻射雲中造雨的他，至今仍認為自己的舉動「拯救了千萬人的安全」。

「這些輻射塵勢必會落在『某處』。」佛羅爾斯博士回顧當時的景況，不無同情地指出莫斯科在對應災變時的兩難。「你大可任憑輻射塵隨著季風四處落下，讓大自然決定誰生誰死——即使這可能會讓輻射影響人口稠密區，讓千百萬人因此受害；你也可以選擇人為介入，利用科技試著引導降雨，將災情的影響控制在最低限度。」

這個「最低限度」就是白俄羅斯。無論這是蘇聯危機控管的結果、亦或是自然的命運，車諾比事件兩週內，白俄境內降下大雨，將核災中70%以上的輻射物質，灌進白俄羅斯的沈默大地。

核災發生後，蘇聯空軍在48小時內開始施行人工降雨。但白俄境內，卻一直等到68小時後才公布事故消息、七公里外的白俄羅斯也終於發出疏散通知。這讓白俄居民對這場「黑雨」真相毫無所悉，渾然不知家逢巨變。

「莫斯科如果早就決定施放人工雨，那為何他們不願意做得更多？政府至少應該警告民眾，至少應該呼籲居民不要外出，或至少應該優先發放碘片。」因調查車諾比核災聞名的佛羅爾斯博士，如今早遭白俄政府拒絕入境。

恐懼的時代情緒

車諾比事件，爆發在80年代鐵幕的塌滅邊緣。進入90年代，隨著蘇聯解體，東歐社會與經濟更陷入了「自由落體」式的重整。政治規則的重建，也代表舊有政經秩序的崩解。政府失能、社會動盪、文化轉型、政情紊亂，也成為當代的側寫。

核災後的白俄羅斯，約有四分之一的國土受到輻射影響，大規模的土地重整、甚至集體遷移，也進一步增加重建的複雜性與難度。在這段強制移居的過程中，救災管控的失能，更加劇了災民們苦痛。許多災民遵行遷村令後，才發現自己遭官方遺棄。他們不僅沒能得到相關單位的妥善安置，各種謠言、恐慌、與訊息不通，更造成了嚴重的社會誤解。撤離的災民，也普遍受到「輻射歧視」，難以融入安置社群。

此外，輻射浩劫所帶來的社會恐慌，也讓有心人士大發「災難財」，從惡性囤積物資、到官商勾結盜領災民撫卹，導致白俄羅斯的社會經濟全面失序。此外，也出現成立假單位詐領海外善款的案例，連負責災區管理的軍警單位，也都多有失控，酗酒、洗劫災民房舍、甚至攻擊平民的情形。白俄羅斯全境，在輻射恐懼中，集體性地陷入歇斯底里的失控。絕望，也成為了這個時代的特徵。

這股絕望氣氛在1991年蘇聯解體、白俄獨立後，更加惡化。對白俄而言，鐵幕崩解雖昭示著政治解放，但也代表莫斯科撫卹核災、派員重建等責任的解除。獨立後，白俄經濟和東歐諸國一般陷入長期低迷；1992年開始的經濟風暴，更讓其陷入深不見底的黑暗低谷。

輻射陰霾與經濟慘澹，逐漸逼人走上絕路。90年代開始，白俄羅斯的自殺率，始終在全球前十名內徘徊。與其他「自殺大國」的都市化傾向不同，白俄每年超過3,500個自殺案例，大多發生在農村；而這正好也是輻射災變後，白俄境內受害最深的一群。

最後，車諾比核災範圍內，陸續也出現了所謂「車諾比 AIDS」的神秘案例。大批居民在毫無生理原因的狀況下，出現免疫功能嚴重缺乏症狀。他們無來由的日漸虛弱、患病，接著再因各種問題一一死去。這種怪症至今仍存在爭議，有人認為這是「輻射污染」的造成的結果，但也有人覺得此說欠缺科學證據，而歸咎於「車諾比核災帶來的心理壓力」。

誰選出了獨裁者？

白俄羅斯的失序，貫穿了半個90年代，並為強人總統盧卡申科（Alexander Lukashenko）搭好了在94年掌權舞台。盧卡申科任內以強硬——甚至暴力的手段，肅清了國內政治。重歸極權的白俄羅斯，也以「犧牲人民自由」的代價，重拾了政府行政效率。

盧卡申科在任內大力整治推動白俄重建。核污清除、災民補助、國家投資等，都成為了他展示「績效」的表演場。每年4月26日的核災紀念日，都像是盧卡申科自吹自擂的獨奏舞台。相比之下，國內秘密警察的橫行，異議人士的監禁、暗殺，言論自由管制，結構性的貪腐、政治壟斷，也都成為「重建家園」大旗之下，無可奈何的「必要之惡」。

掌權超過二十年的盧卡申科，在任內成功重塑了政府與人民的「魔鬼契約」。各種災後補助、支票，都成為盧卡申科分配權力、綁樁的渠道。但許多白俄人民為了基本生活的秩序、為了重回發展，仍選擇與獨裁者共生同行。

境內從沒有核電廠的白俄羅斯，在一次鄰國的核能事故中幾乎傾滅。無論是災害應變、災後處理、社會撫慰、國家重建等，白俄羅斯的故事就像末日預言。不過，這從來就不只是個「核災」的故事，還是個關於「國際宰制」的見證，以及一個關於「恐懼」以及其政治後果的寓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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